《中庸》是先秦儒学的哲学纲领，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。毫不夸张地说，《中庸》仅用 3 544 个汉字就直抵中国思想的核心①。《中庸》首章开宗明义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！”三句话提纲挈领，环环相扣，“从生命自然观的角度回答了教育何以发生、如何发生以及教育发生的基础等问题”[1]。其中，承接“天命之谓性”和“修道之谓教”的“率性之谓道”清晰地回应了人究竟该如何“教”的问题，蕴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古典生命及其教育哲学意蕴，至今仍有宝贵的启迪与借鉴价值。

《中庸》虽旧，其命维新！

一、“性”与“道”

“性”与“道”是“率性之谓道”的关键词，也是《中庸》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。言“性”主要是讲天命的下贯，天是宇宙万物本源性的存在；言“道”主要是讲天命的完成，是对天命的积极接受与回应，两者实际上是在讲“人”与“天”的关系。“‘性’与‘道’乃是‘教’之发生的通‘道’”[2]。“不知性则不知中庸所自来，不知道则不知中庸之所由在。”[2]那么究竟什么是“性”“道”？

关于“性”，《哲学大辞典·中国哲学史卷》指出，“性一般指人性，亦有天性、本性等涵义”[3]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解“性”：“人之阳气性，善者也。从心，生声。”(《说文解字》卷十)另外，人们还分别从天、理、五行说、心、生等多重视角解读“性”：一是从天的视角而言：性被看作是天命下贯而成的产物。如荀子言：“凡性者，天之就也，不可学，不可事。”王夫之言：“性者天道。”二是理学的视角：性是天理的秉受，即“性即理也，所谓理，性是也”[4]。“性，即理也。在心唤做性，在事唤做理。”(《朱字语类》卷五)。三是用汉代五行说解释性：“天命，谓天所命生人者也，是谓性命。木神则仁，金神则义，火神则礼，水神则信，土神则智。”[5](东汉郑玄)四是心学的视角：“性即心”；“心之体，性也”；“知是理之灵处，就其主宰处说，便谓之心，就其禀赋处说，便谓之性”(《传习录》上)。五是生的视角：如《礼记·乐记郑注》中的“性之言生也”；“性者，生之质，命人所禀受”[5]。《论衡·初禀》中的“性，生而然者也”等都蕴含生、生命的含义。

从字源而言，“性”字由“生”字孳乳而来，“独立之性字，为先秦遗文所无，先秦遗文中，皆用生字为之”(《性命古训辩证》)。“性”“生”在先秦古文中常常互训相通。“为炮烙以伤民性”(《韩非子·难势》)和“性者，生也。既生有禀，曰性”(《说文系传通论》)之“性”均可理解为“生命”。“性”是《中庸》的核心概念范畴之一。《中庸》里虽然对“性”没有直接具体地做内涵式的表述，但“天命之谓性”实则从本源的层面界定了“性”。“天降是于下，万物流行，各正性命，是所谓性也”[4]，“性则赋于天”，“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”。“性”由“天”而来，由“命”所托，是一种“真实无妄之谓，天理之本然”，可理解为上天所赋予的天然的、本质的、固有的、与生俱来的东西，具有“生命”“性命”之意。分析《中庸》全文，“性”不仅指人性，也包括万物之性。按牟宗三先生的观点，“天所命给吾人者即是叫做性”[6]。而如果从“修道”“教化”来释解“率性之谓道”②中的“性”，则侧重指人之性(生命)。既然要“修道”与“教化”，其实隐含一具体的修饰定语——“人”。“人”是“修道”与“教化”的逻辑前提与实施主体，“修道”与“教化”则是人的行为表现。

关于“道”，最初意义是指人所行走的路，后引申出道路、方法、途径和本体、法则、规律，以及方向、目标、措施等意。“道”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。儒、道、墨等诸子百家对“道”有着不同的理解③。由于致思旨趣不同，各家虽都强调“道”，但关注焦点不一。道家之“道”(侧重本体论层面)主要指“天道”，被看作是一种超验的本体性存在，有时也指宇宙本体运行的最高法则和运动规律；儒家强调“人道”(强调伦理层面)，即社会人伦方面的秩序、规范、道义等；墨家的“道”(突出实利层面)既指天道亦指人道，但更关注日常操作层面的具体规范。《中庸》谈及“道”多达45次。《中庸》论道，大体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：

其一，把性看作是道之体。按朱熹的解释，天命之性就是道之体，“性与道相对，则性是体，道是用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第六十二)。道就是先天禀赋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，即“率性之谓道”。